转自:中外刑事法前沿小编推荐：陈瑞华教授最新力作，通过对司法行政职能历史演变的梳理以及比力法考察，提出应将司法行政机关定位为“宏观司法行政事务”的治理者，以区别于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所行使的“专门性司法行政事务”。司法行政机关应具有三大职能。其中确立公共执法服务体系的治理职能以实现统一执法服务体系的完善；确立法院生效裁判的执行职能以构建统一的刑罚执行体系、推进民事和行政执行体制的全面厘革；确立司法保障职能以解决执法从业人员的遴选与培训、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视员的治理、看守所隶属、涉案财物的治理、司法判定治理体制的进一步厘革等问题。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定位作者简介：陈瑞华，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

文章泉源：《东方法学》2018年第1期“司法革新”栏目。摘要司法行政体制革新被纳入整体司法革新的框架之中，这是不行制止的生长趋势。而在实质性第推进司法行政体制革新，首先需要对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作出准确的定位。差别于大陆法国家的大司法行政模式，也有别于英美法的司法行政兼理检察业务模式，我国司法行政机关属于一种宏观司法行政治理机关。

公检法三机关掌管的诸多“专门性司法行政事务”，正逐渐向“宏观司法行政事务”转化。这些事务可以包罗统一执法服务治理职能、生效裁判执行职能以及司法保障职能。未来，司法行政机关在行使上述职能的规模和方式方面，有望发生显著的变化。主题词：宏观司法行政事务；专门性司法行政事务； 统一执法服务体系； 生效裁判执行职能；司法保障职能一、问题的提出自2014年新一轮司法体制革新启动以来，一系列司法革新措施相继获得推行。

为实现司法“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的革新目的，革新决议者推行了包罗法院、检察院人财物交由省级统一治理、司法责任制、员额制在内的一系列革新措施。与此同时，为保证司法公正目的的实现，革新者还提出了审判权与执行权相分散、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以及推动审判中心主义的革新方案。这些颇具新意的革新措施，是对我国司法体制的全方位厘革，已经推动我国司法制度发生努力的变化。

然而，通过视察这一轮司法体制革新的推行效果，不难看出，厘革最猛烈的领域主要局限在法院和检察机关“专门性司法行政事务”方面，而公检法三机关的执法关系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那种三机关“分工卖力、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也没有受到触动，那种“宏观层面的司法行政事务”领域更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迹象。效果，司法行政机关在这一轮革新中没有受到重视，甚至陷入被边缘化的田地。只管在司法革新的“顶层设计”中，司法行政体制革新有意无意地受到了无视和忽略，但在多年来有关司法革新的学术讨论中，司法行政体制革新一直受到法学界的高度重视，并被视为我国司法体制革新不行或缺的重要组成部门。法学界不停呼吁的一些革新措施，如将看守所从公安机关转交司法行政机关治理，建议统一的刑罚执行体制，民事和行政裁判执行权全面划归司法行政机关行使，等等，就都直接涉及司法行政体制的重大厘革问题。

在研究者看来，要对司法体制革新做出实质性的推动，要对公检法三机关的执法关系作出重新调整，就要对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做出重新定位，使那些被实践证明未便由公检法三机关加以治理的司法行政事务，全都转由司法行政机关加以治理。可以说，通过对司法行政职能做出重新调整，来推动公检法三机关执法关系的厘革，研究者寄予了极大的期望。

笔者拟从全面推动司法体制革新的态度出发，对司法行政体制革新问题作出全面的考察。如果我们的讨论不仅仅局限于现有司法体制革新的“顶层设计”方案，而是着眼于下一轮司法体制革新的实质性推进问题，那么，司法行政体制革新早晚将会被纳入革新决议者的视野之中。笔者将对开国以来司法行政职能的演变情况做一简要回首，以求对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定位做出理论上的梳理。在此基础上，笔者将从比力法的角度分析我国司法行政机关的奇特职能定位，将其确定为宏观司法行政事务治理机关。

然后，笔者将凭据司法行政体制革新的历史演变情况，联合我国司法体制革新的宏观目的，来确定推动司法行政体制革新的若干基本原则。最后，在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的前提下，本文将对司法行政体制革新提出几项宏观的革新思路。

二、司法行政职能的历史演变作为我国行政机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门，司法行政机关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建设起来的。可是，自开国初期以来，随着我国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的不停厘革，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也在发生相应的调整。甚至在1959年之后的很是历史时期，司法行政职能受到政治上的否认，司法行政机关在我国政治体制中一度消失。

直到1979年，随着我国政治常态的恢复和“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推进，司法行政机关的建制才被重新恢复。固然，从我国司法体制的生长历史来看，司法行政机关的取消只是20年间发生的历史事件。1979年恢复重建的司法行政机关一度又延续了开国初期的职能模式。

但自1982年以后，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开始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凭据司法行政职能的演变情况，我国司法行政机关大要履历了四个生长阶段，划分形成了四种制度模式：一是开国初期的“大司法行政模式”；二是1954年以后以及1979年后的“法院司法行政模式”；三是1982年以后的“小司法行政模式”；四是2001年以后的“司法行政职能适度扩张模式”。下面依次对此作出简要分析。（一）开国初期的“大司法行政时期”所谓“大司法行政”，是开国初期我国司法行政机关全面掌管法院、检察机关司法行政事务的一种职能模式。

根据这一模式，司法行政机关除了卖力制定司法行政政策，主持状师、公证、狱政、法制宣传等事情以外，还卖力法院、检察机关的机构设置、人员体例、干部任命、司法经费、司法人员培训、办公设施建设、物质装备、财政保障等司法行政事情。由于司法行政机关对法院、检察机关的司法行政事务负有全面的治理职权，法院、检察机关要依赖于司法行政机关来维持其人财物的行政保障，因此，这种司法行政职能模式被称为“大司法行政模式”。1949年，随着《中共中央关于破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员额的指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集会配合纲要》以及《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颁布实施，政务院设置司法部，主持全国的司法行政治理事情。

凭据司法行政与司法审判的“分立制”，法院和检察署划分卖力审判和检察业务事情，而法院、检察署的司法行政事情一律交由司法行政机关卖力治理和实施。1949年12月20日被批准实施的《司法部试行组织条例》，确定了司法部15项职权，包罗厘定司法行政政策；设置地方法院和检察机关；司法干部教育训练；司法干部挂号、分配、任免事项；全国诉讼案件种类、数量及社会原因之统计事项；监犯革新羁押机关之设置与治理；司法经费之厘定；司法法律政策之宣传；状师挂号与治理；公证治理，等等。

这是新中国从执法上确立司法行政事情职权的开始，也是迄今为止我国确立“大司法行政模式”的标志。在这一司法行政模式确立后不久，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又举行了一些调整。

1950年12月，牢狱、劳动革新队以及看守所被全部划出司法部，改由公安部向导。由此开始了刑罚执行机构和未决羁押机构由公安机关卖力向导的历史。1951年7月，司法部建设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卖力为法院、检察机关以及司法行政机关培训司法干部。由此开启了司法行政机关卖力培训司法干部的历史。

1951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颁布实施，最高人民检察署设置人事处，掌管人事事情，处置惩罚各级检察署干部和体例问题。自此，检察机关开始自行治理自身的司法行政事务，司法行政机关对于检察机关的司法行政事务不再举行治理和控制。由此也意味着“大司法行政模式”受到一定水平的削弱，司法行政机关开始了治理法院司法行政事务的时代。（二）1954年后以及1979年后的“法院司法行政时期”1954年9月，随着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颁布实施，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了《国务院组织法》和《法院组织法》。

这些执法明确划定，“各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事情由司法行政机关治理”，并据此确定了司法部的职能规模，设置办公厅、普通法院司、专门法院司、人事司、宣传司、教育司、公正状师司、财政处、人民接待室。自此，司法行政机关开始了治理法院司法行政事情的历史时期。1955年11月，司法部新设置“法律编纂司”，卖力司法行政有关的执法法律的起草事情。

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大通过决议打消司法部，各级地方司法行政机关也相继打消。打消的理由主要是“司法革新已基本完成，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健全，人民法院的干部已经充实和增强，司法部已无单独设立须要”。自此，法院司法行政事情全部转归法院举行治理，开国以来实行的司法行政与司法审判“分立制”也了结止。

1979年，司法部重新设立之后，其职能大要也恢复到1954年后的“法院司法行政机关”状态。凭据1979年7月通过的《法院组织法》，各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事情由司法行政机关治理；各级法院的设置、人员体例和办公机构由司法行政机关加以保障。与此同时，司法行政机关继续行使以下司法行政治理职能：一是治理和培训司法干部，包罗法院、检察院和司法行政机关的司法干部；二是治理政法院校，造就各种司法专业人员；三是治理状师组织、公证机关的事情；四是组织开展法制宣传和法制教育运动；五是编纂行政执法和法律；六是向导人民调整委员会和下层政权司法助理员事情，等等。

从1982年5月开始，司法行政体制革新再次启动，司法部建议将法院司法行政事情转交法院自行治理，同时建议将行政执法法例编纂事情交由国务院办公厅法制局负担。同年6月，这两项革新相继完成，司法部将法院司法行政事情正式转交最高人民法院自行治理，行政执法法例编纂事情改由国务院法制局负担。

自此，从1954年以来形成的“法院司法行政模式”正式宣告竣事。司法行政机关迎来了长时间的“小司法行政模式”时期。

（三）1982年后的“小司法行政模式”1982年以来，陪同着法院司法行政事情转由法院自行治理，行政执法法例编纂事情被交由国务院法制局卖力治理，我国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被淘汰到历史最低限度。凭据1982年6月国务院确定的机构体例，司法部主要设置以下部门：办公厅、政策研究室、教育司、宣传司、公证状师司、调整司、外事司、人事司，等等。

司法行政机关的主要职能有司法干部培训、政法院校治理、法制宣传、状师治理、公证治理、人民调整，等等。由于司法行政机关既不再对检察机关的司法行政事情举行治理，也不再对法院的司法行政事情加以监视，因此，这种最低限度的司法行政制度可以被称为“小司法行政模式”。

从1982年到2001年，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有增有减，但大要维持在“小司法行政模式”的框架之内，其对法院、检察院的司法行政治理权进一步压缩，对政法教育的治理则基本被取消，但同时获得了牢狱治理和劳动修养治理职权，并卖力治理我国的国际司法协助事情。1983年9月，国务院将原属公安部的劳改局和劳教局划归司法部，司法部组建了新的牢狱治理局和劳教治理局。这标志着我国司法行政机关开始行使对刑罚执行和劳动修养执行的治理权，是我国刑罚执行体制的重大革新。1987年，国务院批准司法部建立司法协助局，这是我国司法行政机关对国际司法协助事情行使治理权的开始。

1985年12月，司法部曾对全国司法干部培训体制作出过调整，设置了包罗中央政法治理干部学院等在内的若干院校，仍然保持着对法院、检察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干部的在职培训职权。但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先后设立全王法院干部业余执法大学和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随着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设立中国高级检察官培训中心和中央检察官治理学院，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逐步增强了对法官、检察官的自行培训事情。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家法官学院；199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设立国家检察官学院。

这两所院校的建立，标志着对法官、检察官的在职培训全部由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自行负担。2000年，中央政法治理干部学院被并入中国政法大学，而中国政法大学与其他四所政法院校则先后被划归教育部或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举行治理。这标志着司法行政机关对法院、检察官干部的教育培训职能完全消失，同时也意味着司法行政机关对政法院校的治理职能也基本上不复存在。

2000年，司法部直属的高等院校仅剩下一所中央司法警官学院。（四）2001年后司法行政职能的适度扩张2001年以来，随着我国司法体制革新的逐步推进，为解决法院、检察院权力过于集中所带来的问题，一些原由法院、检察院卖力治理的司法行政事情逐步被划归司法行政机关，司法行政机关逐步获得了一些司法行政治理权。与此同时，司法行政机关在执行法院生效讯断方面获得了更多的职权。由此，司法行政职能开始进入一种“适度扩张”的状态，从而形成了一种“司法行政职能适度扩张模式”。

自2001年以来，司法行政机关先后获得了治理国家司法考试、执法援助、司法判定、社区矫正等各项司法行政事务的权力。详细说来，随着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设，司法行政机关开始行使国家司法考试的治理权，任何申请担任法官、检察官、状师的人，都必须通过这一国家司法考试。2003年，随着统一的执法援助制度的建设，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组建了执法援助治理机构。2005年，随着国家司法判定体制革新的推进，司法行政机关拥有了对司法判定事务的治理权，除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内设的判定机构以外，其他司法判定机构都要经由司法行政机关的考核、认证、登录和判定规模简直认。

2012年，随着社区矫正制度的建设，司法行政机关开始对非羁系刑的执行行使治理权。但与此同时，随着司法体制革新的深入推进，司法行政机关治理的一些职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例如，2014年，随着劳动修养制度的破除，司法行政机关下属的劳动修养场所被革新成“强制隔离戒毒所”，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开始设立戒毒治理部门，为区别于公安机关下辖的强制戒毒机构，这类戒毒机构被称为“司法戒毒机构”。

又如，随着国家司法考试制度被革新成执法职业资格考试制度，所有申请担任法官、检察官、状师以及申请从事立法、政府法制、公证、制裁等执法职业的人士，都要通过统一的国家执法职业资格考试。司法行政机关对国家执法职业资格考试行使治理权。这样，我国司法行政机关无论是在职能还是在机构体例上都履历了庞大变化。

迄今为止，这个国家行政机关所担负的职能主要包罗两大类：一是处于不停扩张之中的司法行政治理权，包罗国家统一执法职业资格考试、司法判定、状师、公证、执法援助等司法行政事务治理权；二是也处于不停增强之中的生效讯断执行权，包罗对牢狱、社区矫正的治理权；三是其他执法事务的治理权，包罗强制隔离戒毒、人民调整和下层司法行政事务、法制宣传、国际司法协助等事项的治理权。三、宏观司法行政模式--我国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定位从世界规模内来看，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存在两种模式：一是英美法国家的“司法行政向导检察事情模式”；二是大陆法国家的“大司法行政模式”。凭据前一模式，司法行政机关在治理政府执法事务的同时，另有行使检察职能，也就是代表政府对犯罪案件行使刑事追诉的职能。

例如，美国联邦司法部，作为联邦检察官的向导机构，对于那些“联邦罪案件”刑事追诉权，包罗向导联邦观察局行使侦查权，代表政府提起公诉。但与此同时，司法部还负有对移民、反垄断、烟酒枪炮爆炸物、缉毒、讯断执行等项执法事务的治理权。而凭据后一种模式，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政府组成部门，负有对法院、检察机关的司法行政事务举行治理的权力，举凡法院、检察机关的设置、预算、后勤保障、财政经费，法官、检察官的体例、入职、提升、赏罚，以及司法考试和法官、检察官的教育培训等事项，司法行政机关都负有做出计划、提出建议甚至举行决议的权力。

这两种模式的相同之处在于，司法行政机关都属于政府行政分支的组成部门，司法部长甚至属于内阁成员；司法行政机关都负有对牢狱、未决羁押场所加以治理的职责。但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前一模式下的司法行政机关向导检察事情，对于追诉犯罪负有全面责任，尔后一模式下的司法行政机关则对法院、检察机关的全部司法行政事务负有治理责任。

前一模式下的司法行政机关可以被称为总检察院或者政府执法事务部，后一模式下的司法行政机关则属于法院、检察机关的“司法行政事务治理部门”。开国初期，我国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是参照大陆法系的模式建设起来的。所谓“大司法行政模式”，其实在一定水平上就是大陆法系国家司法行政机关的缩影。

这可能是开国初期全面参照借鉴和移植前苏联的司法体制的一种效果。但随着一轮又一轮的司法体制革新，特别是在1979年恢复法制建设以来，我国司法行政体制与大陆法系的模式渐行渐远，终于在1982年以后走上了一条独立生长的门路。可是，这种司法行政体制从来就没有倒向英美法系的模式，未来也险些没有向导检察事情的可能。这是因为，根据我国人大向导下的“一府一委两院制”，检察机关与法院都是司法机关，与同级政府一起，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发生，并向其陈诉事情，接受其监视。

而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政府向导的行政部门，所行使的是行政职能，与作为司法机关的检察机关是不行同日而语的。既然我国现行的司法行政体制既差别于大陆法系的“大司法行政模式”，有别于英美法系的“司法行政向导检察事情模式”，那么，这种体制的焦点特征究竟有哪些呢？在我国，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治理“司法行政事务”的行政机关，竟然对法院、检察院的司法行政事务不再行使治理权，这容易令人发生疑惑：司法行政机关的“司法行政治理职能”究竟体现在那里呢？其实，凭据1982年以来我国司法行政职能的演变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在我国的司法体制中其实存在着两种“司法行政事务”：一是“宏观司法行政事务”；二是“专门性司法行政事务”。

前者是指可以独立于公检法三机关之外的配合司法行政事务，后者则是指可由公检法三机关划分加以治理的司法行政事务。重新中国建立以来，司法行政机关一直在行使着一些基本的司法行政事务，如状师、公证、法制宣传、人民调整等事务。1982年以来，司法行政机关逐步获得对牢狱、司法考试、司法判定、社区矫正等事务的治理权。这些事务都属于“宏观司法行政事务”。

因为它们不属于公检法三机关所独占的司法行政事务，而独立于这些机关的基本执法职能，具有显着的普遍性和配合性。这些职能要么原来就归由司法行政机关加以治理（如状师、公证、人民调整、法制宣传等），要么是随着司法体制革新的推进而逐步被划归司法行政机关的（如刑罚执行、司法考试、司法判定、社区矫正等）。固然，对于哪些司法行政事务属于这种“宏观司法行政事务”的问题，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尺度，而是我国革新决议者通过恒久的制度实践和革新探索而逐渐确定的。

履历讲明，当某一项司法行政事务交由公检法三机关自行加以治理会泛起诸如权力集中、职能冲突、权利保障不力等问题时，该项事务就应从公检法三机关独立出来，被确定为“宏观层面的司法行政事务”，并最终被划入司法行政机关的治理职能。至于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对本系统人财物的治理事务，可以界定为“专门性司法行政事务”。例如，开国初期司法行政机关对法院和检察机关的设置，对司法干部教育、训练，对司法干部挂号、分配、任免，对全国诉讼案件种类、数量及社会原因之统计，对司法经费之厘定等事项，就都属于这种“专门性司法行政事务”。而1979年确定司法行政机关卖力治理法院司法行政事务后，诸如各级法院的设置、人员体例简直定、司法经费的保障以及办公机构的摆设等事项，也属于法院内部的专门性司法行政事务的规模。

履历讲明，由法院、检察院对这些专门性司法行政事务举行自行治理，有助于实现法院、检察院内部司法行政事务的专门化，有利于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的有效治理，也切合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凭据我国实行的“人大向导下的一府一委两院制”，法院、检察院都属于国家司法机关，他们与同级政府都由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发生并向其陈诉事情，而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政府的组成部门，在宪法层面上并不享有与法院、检察院相同的政治职位。如果我国继续实行开国初期实行过的“大司法行政模式”，那就意味着法院、检察院的人财物要受制于同级政府及其司法行政机关的控制，这显然倒霉于法院、检察官独立行使职权这一宪法原则的实现。2014年以来，为实现法院、检察院“去地方化”的革新目的，革新决议者推行了法院、检察院人财物收归省级统一治理的举措，一方面强化法院、检察院的财政预算和基本建设由省级财政加以保障，另一方面也强调入额法官、检察官的遴选和惩戒要由省级专门委员会加以决议。

这些革新举措足以显示，通常涉及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等司法行政治理的事项，都没有被划归司法行政机关加以治理，而是要么被交付上级法院、检察院，要么被交付省级专门部门举行统一治理。这显然说明，法院、检察院甚至公安机关内部的“专门性司法行政事务”，是不行能被纳入司法行政机关的治理体系的。在“宏观司法行政事务”与“专门性司法行政事务”发生分散的情况下，司法行政机关究竟负担哪些司法行政事务呢？凭据20世纪80年月以来的司法行政体制革新的履历，由公检法三机关卖力治理的一些司法行政事务，由于涉及本部门的多重利益，也由于与本部门的焦点职能存在着一定水平的冲突，存在着专业化水平不高、治理效率低下等方面的问题，因此逐渐发生了从“专门性司法行政事务”向“宏观性司法行政事务”的转移。

迄今为止，这种司法行政职能的转移还在举行着。例如，法院人民陪审员、检察机关人民监视员的治理事情正在逐渐被转移到司法行政机关的控制之下。这确实是新时期宏观性司法行政事务获得增强的标志性事件。那么，司法行政机关的“宏观性司法行政治理职能”究竟有哪些呢？通过总结已往的革新履历，并展望未来的司法行政体制革新的前景，可以将这种宏观性司法行政治理职能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公共执法服务体系的治理职能，包罗对状师、公证、执法援助、司法判定、社区矫正、人民调整等公共执法服务职业的宏观治理；二是法院生效裁判的执行职能，现在主要是通过牢狱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死刑脱期两年执行等自由刑的执行，以及通过社区矫正机构对非羁系刑的执行；三是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的司法后勤保障职能，包罗对执法从业人员的遴选、在职人员的培训、法学教育、司法判定等方面保障职能。

四、公共执法服务体系的构建随着状师、公证、执法援助、司法判定、人民调整、社区矫正等一系列司法行政事务逐渐被归入司法行政机关的治理规模，“公共执法服务”作为公共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门，逐渐形成了一种有机的制度体系。对公共执法服务举行有效的治理，也被视为司法行政机关的重要职能。从革新的角度来看，公共执法服务体系的构建，被视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定要求。

为适应我国公共执法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司法行政机关需要在公共执法服务的治理上发生基础的转型，也就是从行政控制型治理模式向服务型治理模式举行转化。（一）公共执法服务体系的形成迄今为止，经由多年的司法行政体制革新，我国已经在状师、公证、执法援助、司法判定、人民调整等领域开端形成了多元化的执法服务制度。

在治理体制上，司法行政机关对这些执法服务业也从原来的行政控制向行业调控偏向举行转变。未来，为保障执法服务业的康健生长，司法行政机关应思量建设统一的执法服务体系。作为政府行政机关的组成部门，司法行政机关对一系列执法服务事务拥有治理权。

可是，已往的治理方式险些都是上令下从式的行政控制，也就是将险些所有执法服务机构都作为司法行政机关的下属机构，通过公布指令、任免干部、行政赏罚等行政方式举行垂直向导。例如，在我国状师制度恢复之初，随着执法将状师定位为“国家执法事情者”，将状师事情机构定位为“执法照料处”，司法协助局机关险些将状师视为内部治理的事业体例人员，而将执法照料处则作为内部设置的事业机构。

又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已往对司法判定机构也接纳行政控制的治理方式，凡司法判定机构的设置、卖力人的任免、人员的调配、人为福利的发放、人员的赏罚等事项，险些都由司法行政机关像看待公务员那样加以治理。再如，司法行政机关曾一度直接对政法院校拥有治理权，但这种治理也带有行政控制的色彩，从高校的设置、高校卖力人的任免，直到高校的行政事务，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向导无处不在，这大大限制了政法院校的办学自主行权，违背了执法教育的基本纪律。从1982年以来，陪同着整个政治体制革新和经济体制革新的逐步推进，司法行政机关对于执法服务的治理方式也在发生着基础的变化。

这种变化的基本轨迹是行政控制的色彩逐渐削弱，行业指导的特征逐渐增强。执法服务机构逐渐从司法行政机关控制下的“准公务员”，酿成独立自主地从事执法服务的专业人员；执法服务机构也从司法行政机关控制下的事业单元，酿成独立谋划、自负盈亏的执法服务机构；多种执法职业协会作为独立注册的社团法人，负担起对本执法职业从业人员的监视治理职责。随着司法行政体制革新的逐步深入，状师协会对状师职业的监控力度逐步增强，包罗状师在职培训、维护权益、纪律惩戒在内的一系列状师事务，逐步由状师协会举行自主性治理。甚至越来越多的状师协会在会长选举和理事任免等方面，显示出越来越强烈的独立自主性。

与此同时，作为公证员事情机构的公证处，只管是由司法行政机关设立的，但在公证事务的管理上越来越具有独立自主性，公证员协会在教育培训、权益维护、业务交流、纪律惩戒等方面，也越来越根据公证业务的纪律举行治理。2005年司法判定体制革新的开端完成，从基础上改变了司法行政机关治理司法判定事务的事情方式。通过这次革新，司法行政机关基本上不再设置司法判定机构，除了侦查机关内设的判定机构以外，其他判定机构基本上转变为自负盈亏、自主谋划的社会判定机构，这类判定机构具有显着的谋划性、社会性和服务性。司法行政机关对司法判定的治理，从原来的行政控制方式彻底转变为现在的行业指导方式。

无论是对司法判定机构，还是对司法判定人，司法行政机关的行业指导和监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颁布司法判定执业证书，划定司法判定运动规模，挂号司法判定机构和判定人名册，制定和维护司法判定职业伦理规范，举行司法判定人诚信品级评估，对司法判定人举行教育培训，对违规判定人举行观察惩戒，等等。（二）统一执法服务体系的完善在对状师、公证、执法援助、司法判定、人民调整等执法服务业的治理历程中，司法行政机关应在总结乐成履历的基础上，建设一套统一的行业调控制度。司法行政机关应允许所有这些领域的执法服务机构根据自负盈亏、自主谋划的原则从事执法服务运动，将这些机构中的执法服务人员根据专业执法服务人员来加以治理。

无论是对执法服务机构还是对执法服务人员，司法行政机关都应接纳行业调控的方式举行治理也就是通过确立执法服务业的准入资格、发表执业证书、确定服务规模、名册挂号、制定并维护职业伦理规范、教育培训、组织纪律惩戒等方式，对执法服务机构和服务人员举行监视和调控。另一方面，应当全面推动执法服务协会的建设和完善，将部门行业调控职能逐渐交付执法服务协会来行使。现在状师、公证和司法判定已经组建了相关的行业协会，未来的执法援助、人民调整甚至与社区矫正有关的司法社工领域，也应组建相应的执法援助协会、人民调整员协会以及司法社会事情者协会。

在这些执法服务行业协会组建完毕的前提下，逐渐由这些行业协会来组织从业人员教育培训，维护从业人员的正当权益，对违规违纪人员举行须要的纪律惩戒。思量到未来的社区矫正机构将负担更多非羁系刑的执行职能，而单靠司法行政机关设在下层的社区矫正人员基础不足以完成这方面的使命，因此，可以思量借鉴和推广北京、上海等地的革新履历，全面组建社会事情者服务机构，并将其纳入执法服务体系之中。

现在，社会事情者的事情机构一般设在共青团、高校、非营利性组织等之中，可以协助社区矫正机构提供多方面的服务事情。未来，为有效地规范这些社工机构的事情，司法行政机关有须要组建司法社会事情者协会，对司法社工的从业资格、从业规模、名册登录、职业伦理维护、权益维护、纪律惩戒等增强治理和调控，使该项服务业获得康健生长。五、生效裁判的执行职能从1982年牢狱机构被划入司法行政机关以来，刑罚执行逐步被纳入宏观司法行政事务之中，成为司法行政机关的重要职能。厥后，随着社区矫正机构的逐步设立，那种针对非羁系刑的执行监视事情，也被整合进司法行政机关的执法职能之中。

但迄今为止，我国的刑罚执行权仍然由司法行政机关、公安机关和法院划分加以行使，那种统一的刑罚执行体系尚未建设起来。与此同时，只管司法革新决议者提出了“审判权与执行权相分散”的革新目的，但民事裁判的执行权仍被控制在法院手中，造成法院司法职权的过于集中，带来一定水平的权力滥用以致司法糜烂问题，也在一定水平上助长了“执行难”问题。

司法行政革新的履历讲明，法院生效裁判的执行权不是司法裁判权，而属于宏观性司法行政事务的组成部门。唯有建设统一的刑罚执行体系，并进而将法院生效裁判权统一归由司法行政机关加以行使，才气解决这种由执行权的疏散行使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为有效地从事“宏观司法行政事务”的治理，有须要将法院的民事裁判执行权逐步划归司法行政机关，由此实现审判权与执行权的彻底分散。

（一）执行权划归司法行政机关的历史一定性1982年“劳改”机构和“劳教”机构同时被从公安部划归司法部，这是我国司法行政机关统一行使刑罚执行权的开端。在司法行政机关机构设置发生变化的背后，存在着刑罚执行权与侦查权、劳动修养决议权与执行权的职能分散。其时为什么要举行这种重大革新呢？原理其实很简朴，在公安部向导“劳改”部门的情况下，公安机关既行使刑事侦查权，又行使刑罚执行权，这一方面大大削弱了公安机关刑事侦查职能和维护治安职能的有效性，使得公安机关无法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推行“治安守卫机关”的职责，无法有效提高刑事案件的破案率，也对其维护社会治安职能的发挥带来消极影响。

另一方面，作为自由刑的执行机关，公安机关要对在押已决犯举行教育矫正，贯彻教育、作用、挽救相联合的事情指针，但公安机关侦查破案、快速维护社会治安的职能，显着与矫正罪犯的职能发生冲突，经常左支右绌，使得刑罚执行职能在公安机关内部逐渐被边缘化。既然公安机关同时行使刑罚执行权和刑事侦查权，会带来如此严重的消极结果，那么，将这种职能加以分散，将刑罚执行权划归司法行政机关行使，这劈面临极重侦查破案压力的公安机关而言，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同样的原理，在公安机关对劳动修养同时行使审批决议权和执行权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其时也面临着治理全国数百家劳动修养场所、对数十万人举行劳动修养的极重压力。在公安机关担负着越来越极重的侦查破案和维护社会治安任务的情况下，这种对劳动修养场所的治理职能，会泯灭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不仅如此，对劳动修养人员的教育矫正，与对罪犯的教育革新一样，也都不是公安机关的事情强项，与公安机关作为治安守卫机关的职能存在着显着的矛盾。自20世纪末期以来，劳动修养的适用工具越来越集中到重复吸毒成瘾、多次卖淫嫖娼以及从事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人，而对这些人的教育矫正又不得不陪同着戒毒、戒除不良习气、举行特殊教育等专门性事情。这种专门性事情显然不是公安机关所擅长的。更况且，公安机关对劳动修养既行使审批决议权，又自行行使执行权，也造成权力的太过集中，影响劳动修养决议的公正性和准确性。

正因如此，劳教机构被划归司法行政机关，这带来劳动修养的决议权与执行权的真正分散，使得劳动修养的审批和决议权不再受制于执行职能，也使得劳动修养的执行逐步走向专业化、正规化的门路。这也为厥后在劳动修养制度破除后把劳动修养场所被革新成强制戒毒机构奠基了基础。“劳改”部门和“劳教”部门被从公安机关划归司法行政机关，最终促成了牢狱机构和强制戒毒机构的革新完善，使得司法行政机关成为专门行使狱政治理和司法戒毒治理的专门机构。

但这种刑罚执行体制的革新厥后并没有大规模地推进，而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公安机关作为主要刑事侦查机关，仍然行使着对拘役、管制以及部门附加刑的执行权，并使用其对看守所的治理权，将被判处短期自由刑的罪犯放置在看守所举行执行。这种由公安机关行使部门刑罚执行权的情况，破坏了国家刑罚执行权的统一行使，仍然造成刑事侦查权与刑罚执行权的高度集中和职能冲突。

与此同时，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现在仍然在行使着刑罚执行权和民事、行政裁判执行权，造成事实上的审判权与执行权的高度集中和职能杂乱。在刑事执行领域，包罗死刑、罚金刑、没收产业刑在内的刑罚，都是由法院自行加以执行的。

而那些涉及违法所得的追缴，只管还不算是一种独立的刑罚，但竟然也是由法院自行执行的。显然，对公民生命权的剥夺以及对小我私家产业权的剥夺，都存在法院“自审自执”的问题，既破坏了国家刑罚执行权的统一行使，又带来了审判权与执行权的相互冲突。

而在民事、行政裁判的执行领域，法院既行使审判权，又行使对生效裁判的执行权，既卖力行使执行实施权，又卖力对执行历程中执行标的等变换问题行使裁判权，这种将审判权与执行高度集中行使的体制，既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甚至酿成结构性的司法糜烂问题，又由于法院自身政治权威和资源的局限而带来制度性的“执行难”问题。2014年以来司法决议者原来已经提出了“审判权与执行权分散”的革新目的，但这一革新迟迟没有实质性的推动，法院只是在内部建设了一些保证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判权相对分散的技术性应对措施。（二）统一刑罚执行体系的构建为了建设统一的刑罚执行体制，保障刑罚执行权被统一掌握在中立国家机关手中，制止执行权与侦查权的冲突，也制止执行权与审判权的矛盾，有须要将刑罚执行权全部收归司法行政机关统一行使。首先，那些由公安机关卖力执行的刑事处罚，包罗拘役、管制以及包罗剥夺政治权利、驱逐出境在内的部门附加刑，都应转由司法行政机关予以执行。

经由1982年以来的司法行政体制革新，我国司法行政机关在狱政治理方面积累了富厚的履历，并逐步建设了对社区矫正的治理机制，对羁系刑和非羁系刑的执行都有了较为成熟的治理网络。因此，未来可以思量对被判处拘役的罪犯，放置在牢狱内单独执行刑罚；对于被判处管制的罪犯，可以将其纳入社区矫正的执行体系之中；对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可以由司法行政机关联络其所在的乡村、街道或者社区，对其选举权、被选举权以及其他政治权利的剥夺情况举行动态监控，以保证这一刑事处罚的有效执行。思量到司法行政机关设有司法协助部门，对于那些被判处驱逐出境的外国人或无国籍人，可以由该部门凭据国际条约或者凭据互惠原则，有效执行这类特殊的附加刑。

其次，那些由法院卖力执行的刑事处罚，包罗死刑、罚金刑、没收产业刑，都应被转交司法行政机关加以执行。作为一种旨在剥夺罪犯生命权的死罪，死刑的执行应由司法行政机关下属的牢狱机构卖力执行。可以思量在牢狱机构设置死刑执行部门和执行设施，在接到最高人民法院生效的死刑裁判文书和最高法院院长执行死刑的下令之后，牢狱死刑执行官员应交付法警执行死刑，检察机关可以派员临场监视。

与此同时，对于法院生效判处的罚金刑和没收产业刑，也应由司法行政机关下设的执行部门卖力执行，须要时可以接纳诸如查封、扣押、划拨、冻结、拍卖、变现等产业性执行措施。对于所执行来的产业，应一律上缴财政部门设置的国库账户。

检察机关也应派员全程监视司法行政机关对产业性的执行运动。再次，在统一的刑罚执行体系建设之后，司法行政机关除了继续设置和完善牢狱、社会矫正机构以外，还可以思量组建新的刑罚执行机构。未来的牢狱可以继续对所有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的罪犯行使执行权，还可以对被判处拘役的罪犯举行单独关押，执行特殊的教育矫正措施。

未来的社区矫正机构对那些被判处管制、缓刑、假释的罪犯，执行非羁系性刑罚措施，包罗监视劳动、教育、治疗、考察、评估等各项矫正措施，同时对那些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社区矫正部门也卖力举行执行。那些被判处驱逐出境的罪犯，未来可以由司法部下设的司法协助局卖力执行。至于那些被判处罚金刑、没收产业刑的罪犯，司法行政机关可以思量设置专门的产业刑执行机构卖力执行。

思量到这类执行涉及对小我私家产业权的剥夺问题，未来对这类刑罚的执行可以与民事、行政裁判的执行由同一机构一并实施。（三）民事和行政执行体制的全面厘革早在2014年，司法革新决议者就提出了“审判权与执行权分散”的革新设想，但最高法院提出的革新方案却是在法院内部门别设置执行实施机构和执行裁判机构，实现所谓的“内部审执分散”。

但履历讲明，无论是审判业务庭与执行机构的分散，还是执行机构内部执行实施权与执行裁判权的分散，都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和毛病。这种内部审执分散既无法解决结构性的“执行难”问题，也无法解决由于审判权与执行权集中在法院所带来的自由裁量权滥用问题，甚至难以制止制度性的执行糜烂问题。因此，民事和行政执行体制革新的唯一出路还是推行全面的“外部审执分散”，也就是将民事和行政裁判的执行权全部交由司法行政机关卖力行使，法院专心致志地从事民事和行政裁判运动。

详细说来，未来民事案件和行政诉讼案件的裁判运动可分为两个部门：一是实体性审判运动，也就是对提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案件，为确定民事责任和行政处罚的正当性问题所举行的所有审判运动；二是执行裁判运动，也就是在执行历程中遇有诸如诉讼标的变换、执行工具发生变化或者执行案外人提出异议的情况，执行实施机构应当中止执行运动，将前述事项交由法官予以裁决，后者经由审查作出执行裁定。上述两项司法裁判权都应由法院加以行使，但可以举行须要的分散，也就是前一种裁判权由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部门行使，后一种裁判权则由专门的执行裁判法官卖力行使。至于未来对民事和行政裁判的执行实施权，则一律交由司法行政机关卖力行使。

可以思量在司法行政机关内部组建民事行政裁判执行部门，由其卖力对全部民事和行政裁判执行。为保证民事和行政裁判执行的顺利实施，可以在该执行部门配备须要的司法警员和执行设备，对被执行人接纳包罗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现等在内的一系列执行措施，须要时对于那些阻碍执行运动的被执行人，也可以经执行裁判法官批准，接纳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但无论如何，在执行实施历程中，一旦发生诸如执行标的变换、执行工具发生变化或者案外人提出异议等情形的，执行人员应当立刻中止执行运动，将有关事项提交执行法官卖力裁决。

一旦执行法官作出裁决，司法行政机关的执行部门将恢复执行运动的举行。六、司法保障职能在公共执法服务和生效裁判的执行职能之外，我国司法行政机关还在行使着一些司法保障职能。从2000年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建设以来，到2005年司法判定体制革新的推进，一些不适宜由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加以治理的司法行政事务逐步被归入司法行政机关的治理规模，酿成宏观司法行政事务的组成部门。

现在，法院人民陪审员的遴选和治理，以及检察机关人民监视员的遴选和治理，正逐步被纳入宏观司法行政事务的重要组成部门。履历讲明，这些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所不宜行使的司法行政事务，一旦归由司法行政机关加以行使，就可以有效解决这些专门机关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和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对于这些司法行政事务走向专业化和科学化，也提供了难过的生长契机。可是，司法行政机关所行使的司法保障职能仍然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只管20世纪50年月曾经泛起的“大司法行政模式”，在我国并没有重新泛起的制度空间，可是，我王法院、检察院对其人、财、物的全面治理，对于法官、检察官以致司法警员的教育培训，确实带来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与此同时，公安机关所主管的一些行政治理事务，如未决羁押机构等，也发生了类似的问题。可以说，在司法保障职能的强化方面，我国司法行政机关另有较大的革新空间。（一）执法从业人员的遴选与培训1982年以来，司法行政机关在建立状师制度的基础上，推行全国统一状师资格考试制度。

2000年以后，随着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的建设，司法行政机关获得了组织和治理司法考试的权力。这是法官、检察官、状师遴选制度发生的重大变化，标志着我王法律职业从业人员的造就方式朝着专业化和精英化偏向迈进了一大步。在总结司法考试制度乐成履历的基础上，司法革新决议者构建了全国统一执法职业资格考试制度，使得更多从事执法职业的人员，包罗立法人员、侦查人员、评判人、仲裁员员等都要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才具有相应的执法职业从业资格。

可以说，从状师资格考试制度的建设，直到全国统一执法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的推行，我国司法行政机关为执法职业从业人员的专业化和精英化作出了较大孝敬。可是，要实现执法职业从业人员的专业化和精英化，仅靠统一执法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的推行还是远远不够的。这种考试制度所保障的仅仅是较高的执法职业入门条件和较为严格的遴选法式而已。

自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推行以来，由于这一考试难度极大，通过率很是低，因此被称为海内“第一考”。由于全日制法学教育自己存在着制度性的缺陷，也由于司法人员的在职教育培训机制存在着一些毛病，更由于那些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人士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而基础没有建设相应的国家统一司法研修制度，法官、检察官和状师的职业水平仍然存在着一些难以尽如人意之处。我国司法行政体制革新的履历讲明，对于法官、检察官、状师以及其他从事执法职业的人员，唯有建设统一的教育、造就、遴选、研修、在职培训等职业养成体系，才有可能确保从事执法职业人员的专业化和精英化。

而凭据2014年以来司法体制革新的目的，唯有确保那些具有较高素质和富厚履历的司法精英人士进入法官、检察官的员额，并保证法官、检察官独立自主地行使职权，才有可能维护司法的公正正义，并优质高效地完成司法事情。有鉴于此，未来的司法行政体制革新应当在造就专业化和精英化的执法职业从业人员方面发挥努力的作用，并将此类治理事务纳入司法行政的重要职能之中。在1982年以后，全日制政法院校被划归教育部或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这虽然有助于法学教育与其他专业高等教育的融合，可是也带来了一些深条理的问题。

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教育主管政府无法根据法学教育的纪律，为执法院校的人才造就制定有针对性的教育行政政策。无论是专门的政法院校，还是普通高校的执法院系，教育行政部门无法确立科学合理的准入门槛，无法建设可操作的法学造就尺度，无法为执法院系建设公正的退出机制。而司法行政机关由于不再卖力法学教育的治理事情，对于执法院系的开办、师资要求、课程设置、学位授予等不再负担羁系责任。在此配景下，越来越多的高等学校开措施律院系或者开设法学专业，而教育行政部门所设置的条件和门槛则是低之又低，而对于那些开设执法院系或法学专业的高等学校，其结业生一旦获得法学本科以上学位，就可以流通无阻地到场国家统一执法职业资格考试，并在通过考试后成为法官、检察官、状师以及其他执法职业从事人员。

应当说，对于执法院系或法学专业的开设，司法行政机关虽然不负担直接的治理责任，可是，对于现有全日制高等院校法学结业生能否有资格到场全国统一执法职业资格考试，岂非就不能设置一定的门槛吗？岂非司法行政机关就不能对各高等院校执法人才造就的水平举行一定水平的审查和评估，并对不切合条件的高等院校作出不允许其结业生到场执法职业资格考试的惩戒吗？司法行政机关对于执法人才造就要发挥努力的作用，还应当思量对那些通过全国统一执法职业资格考试的人士建设统一的司法研修制度。原来，在2000年以后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制度推行之时，就有学者提出了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司法官训练模式，建设司法研修制度的设想。可是，这一设想没有获得任何认真的回应。

未来，随着全国统一执法职业资格考试制度的推行，险些所有执法职业从业人员都要通过这一重要的资格考试，才气走上法官、检察官、状师等执法职业之路。可是，通过这一资格考试的人士充其量只是在执法专业知识的掌握上到达了从事执法职业的最低尺度，还远远无法到达立刻胜任执法职业的水平。既然如此，司法行政机关为什么就不能在全国层面和各省层面开设专门的司法研修学院，为那些通过执法职业资格考试的人士，举行为期两年的执法实务培训呢？经由这种专门执法实务培训之后，这些人士再被遴选为法官、检察官、状师等执法职业，就能尽早胜任本职事情。

除了司法研修以外，对于在职法官、检察官的教育培训也没有建设统一的制度体系。迄今为止，最高法院组建了国家法官学院，最高检察院组建了国家检察官学院，这些教育机构卖力对在职法官、检察官的教育培训事情。与此同时，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高级法院开始法官学院分院，各省级检察机关也开办了检察官学院分院。

由此形成了遍布全国各级法官和检察机关的在职教育培训体系。可是，这种培训体系一方面严重疏散了有限的在职教育资源，无法整合既有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来为在职法官和检察官提高优质高效的培训；另一方面也存在对在职法官、检察官无法提供统一教育培训内容，教育培训无法保证在职人员切实提高司法实务能力的问题。2000年以前，我国曾经实行过统一的在职法官、检察官教育培训制度。

但由于其时众多法官、检察官没有受到过系统的法学专业训练，对法官、检察官的教育培训需要注重基础性和专业性，法院和检察机关内部教育培训制度应运而生，并最终取代了统一的司法人员在职培训体系。可是，如今法官、检察官普遍受到过执法专业训练，对在职法官、检察官的基础性和专业性教育培训已经不是紧迫的任务，而对这些在职人员的实务训练和前沿性培训，将是未来在职培训的重中之重。可以说，由司法行政机关建设统一的司法人员在职教育培训体系，将现有的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整合进未来的司法官学院之中，已经具备了现实的基础和条件。

（二）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视员的治理作为民众到场司法事情的主要形式，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组成部门，人民监视员制度则是我国检察制度的重要内容。已往，人民陪审员由法院自行治理，人民监视员则由检察机关自行治理。尤其是下层法院和下层检察机关，在治理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视员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事情压力。凡人民陪审员、人民监视员的遴选、名册登录、培训、观光、职业伦理规范、惩戒等项事务，都由法院、检察机关自行加以治理。

这不仅会带来一系列事情肩负，而且也容易泛起人民陪审员不中立、人民监视员存在利害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影响了人民陪审员、人民监视员的公信力。近年来，随着法院、检察院司法革新的深入推进，特别员额制的全面推行，法院、检察院的司法行政体例受到差别水平的压缩，原来卖力治理人民陪审员、人民监视员的司法行政部门要么受到裁撤，要么不堪重负。

而随着司法革新的逐步推进，人民陪审员制度和人民监视员制度还具有越来越获得增强的趋势。例如，法院在原来实行的“1加2”合议庭模式的基础上，逐步推行“3加4”合议庭模式，使得许多案件到场合议庭的人民陪审员人数需要有大规模的增加。在此配景下，一些地方开始探索在下层司法行政机关设置人民监视员治理办公室或者人民陪审员治理办公室，将人民陪审员、人民监视员的治理权向司法行政机关转移。履历讲明，这种革新探索具有很大的创新性，这意味着对人民陪审员、人民监视员的治理事情，逐步从“专门性司法行政事务”转化为“宏观司法行政事务”，使其走上一条专门化、专业化的治理门路。

未来，这一革新在经由全面总结的基础上，可望向全国各地加以推广，使得各地下层司法行政机关全面获得对人民陪审员、人民监视员的治理权。（三）看守所的隶属问题在看守所的隶属问题上，现在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未决羁押权与侦查权发生冲突的问题。原来，未决羁押职能主要是为了实现对在押未决犯的有效控制，制止其发生进一步的社会危害行为，同时也有助于对其人身宁静的有效掩护。

但在看守所归由公安机关控制的体制下，公安机关同时行使着未决羁押权和刑事侦查权，这就造成未决羁押权无法保持基本的中立性，而不得不平务于刑事侦查的需要。例如，现在公安机关高度依赖于看守所内的“狱侦机制”，使得高达三分之一以上的刑事案件通过看守所内部的“深挖机制”来得以破获。这种侦查模式既容易使看守所内的“狱侦运动”发生失控现象，造成一些“特情人员”滥用观察权，发生事实上的威胁、引诱、欺骗甚至暴力取证等现象，甚至酿成冤假错案。

另一方面，也造成嫌疑人、被告人的“超罪犯化”，使其受到较之罪犯更为倒霉的待遇，使其辩护权利以致人格尊严都受到不合理的剥夺。为实现未决羁押权与侦查权的分散，制止侦查机关使用羁押未决犯的便利展开任意侦查运动，有效保障在押未决犯的人身权利和辩护权利，有须要对看守所制度举行全面革新，将看守所成建制地从公安机关剥离出来，转由司法行政机关治理。这一革新如能实现，将意味着我国司法行政机关对未决犯的羁押行使治理权，也将是我国司法行政体制的一项重大厘革。

将看守所成建制地转交司法行政机关治理，这一革新自己并不庞大，也不会遇到任何体制障碍。但由于看守所在公安机关的恒久治理之下，已经酿成了一种刑事侦查的第二战场，成为公安机关用来举行“深挖余罪”的工具，同时也是公安机关对那些被判处短期自由刑的罪犯执行刑罚的场所，因此，看守所制度的革新需要有举行一系列配套措施加以保障。

首先，现行的“狱侦”制度应当全面取消，司法行政机关未来行使对看守所的治理权之后，应当全面破除“深挖余罪”机制，不得在监号内设置“特情人员”或者“线人”，也不得协助侦查机关将“深挖余罪”或“深挖同伙”的数量，作为确定看守所行政品级的尺度。其次，看守所不应继续负担刑罚执行职能，任何被生效判处自由刑的罪犯，都应被转往牢狱执行刑罚，接受专业化的教育矫正。

未来的看守所应酿成一种专门羁押未决犯的场所，并根据无罪推定的原则，对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给予有尊严的看待，除了足额保障在押人员的福利待遇以外，还应为其有效行使辩护权提供基本的便利。再次，未理由司法行政机关治理下的看守所，既要保障侦查机关在看守所内举行讯问的便利，也要给予辩护状师实时会见的时机，使得辩护状师与在押的未决犯的碰面交流获得无障碍的实现。（四）涉案财物的治理问题在看守所治理体制之外，公检法三机关对涉案财物的强制处分和追缴机制，也会造成这些机关对案件发生不适当的利害关系，以至于影响它们的中立性和超然性。

现在，在涉案财物的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现等问题的处置上，我国普遍实行由侦查机关自行处置的事情方式，效果造成了侦查权与涉案财物处置权的高度集中，造成了侦查机关与案件了局发生直接的利害关系，影响了司法运动的公正性。不仅如此，法院对自己卖力审理的案件，竟然不经由法庭审理法式就直接作出追缴违法犯罪所得的决议，并自行卖力举行执行。这也影响了追缴涉案财物运动的公正性。为制止罪犯的正当产业受到任意剥夺，也为了防止其他小我私家的正当产业受到无理侵犯，有须要在追缴环节建设正当法式的前提下，将追缴违法犯罪所得的执行权纳入刑罚执行体系之中。

换言之，司法行政机关下设的产业刑执行部门，除了罚金刑和没收产业刑举行执行以外，还应对法院生效讯断的追缴违法犯罪所得部门行使执行权。（五）司法判定治理体制的进一步厘革问题通过司法判定体制的全面革新，司法判定机构从法院脱离出来，而酿成由司法行政机关监视治理的社会判定服务机构，这有助于维护司法判定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也确保了法院审判的中立性和超然性。

对于那些由中立判定机构所提供的判定意见，法官或合议庭无论是加以采取还是不予采信，都不再存在法院“自审自鉴”的问题，防止泛起“瓜田李下”、“自我审查”的尴尬处境。可是，这种司法判定体制革新举行得并不彻底。

其时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都保留了服务于本部门侦查运动的判定机构和判定人员，只不外这些机构和人员被克制从事面向社会提供判定服务的运动。未来随着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逐步移交国家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内设的司法判定机构也有可能被随之移交监察机关。但无论如何，这种由侦查机关自行设置司法判定机构的制度摆设，仍然会带来“自侦自鉴”的问题，使得司法判定成为侦查运动的附庸，而失去基本的中立性和超然性，甚至丧失司法判定之作为“法庭科学”的基本品质。

从维护司法判定中立性的角度出发，未来那些设置在侦查机关内部的司法判定部门，应逐步移交司法行政机关举行治理。结 语司法行政体制革新应被纳入司法体制革新的整体框架之中。

而要全面启动司法行政体制革新，首先需要重新界定司法行政机关的执法职能。凭据我国司法行政机关的历史演变情况，也思量到司法体制革新的基本目的，有须要将司法行政机关定位为“宏观司法行政事务”的治理者，以区别于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所行使的“专门性司法行政事务”。

将诸多“专门性司法行政事务”转化为“宏观司法行政事务”，并使之被纳入司法行政机关的治理规模，这是我国司法行政体制革新的乐成履历。凭据司法行政体制革新的基本履历，司法行政机关的“宏观司法行政事务”主要包罗三个组成部门：一是统一执法服务治理职能；二是生效司法裁判的执行职能；三是司法保障职能。固然，这三种执法职能的规模和内在都发生了种种各样的变化，具有一定的不行预期性。不外，万变不离其宗。

司法行政机关作为各级政府的职能部门，既不行能走向传统的“大司法行政模式”，也不行能采取英美法的“司法行政兼理检察业务模式”。司法行政机关终究属于一种掌管宏观司法行政事务的行政机关。其职能规模会随着司法体制革新的深入推进，从制止法院、检察官、公安机关权力集中的职能冲突的角度，获得一定水平的扩大，这是切合司法例律的革新偏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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